活法

胡适杜威实用主义“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鲁迅批判主义，“痛打落水狗”。

从名字上看，胡适，“胡”北方，实际上皖南绩溪，适，合适，舒适。中派。“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教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个人本位。鲁迅，山东，实则江南浙江绍兴，迅“迅速”，雷霆万钧。“中国的脊梁”“民族魂”。

都是海龟海归派，都出过国，可是他们在海外所学知识是否在国内有所施展？在当代留学大潮，如何对待留学。如果都像鲁迅那样学医而不要有所用，是否知识浪费呢？

学历问题，两人学历不同，两人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人民的觉悟，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积极作用，在当今学历能力至上社会，学历依然是实现理想的敲门砖。

论政治理念，胡适、鲁迅二人差异比较大，鲁迅更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

鲁迅比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而胡适倾心于自由主义，温和路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胡适呢，一生极重友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对于政治上的敌人，鲁迅的立场十分鲜明。他历来就主张痛打落水狗，自然，如此鲜明的政治立场，为他赢得了中共领袖们的普遍赞誉。“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论鲁迅》）

鲁迅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看点，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外，他的个性不容忽视，一个人的个性特质往往关系到他的独到贡献，鲁迅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就是他的特质，这从鲁迅的爱情选择上可以看出，在他那个时期，对于家庭安排的朱安女士，他鲁迅采取了比较模糊的态度，在名义上朱女士还是许广平那一位才是其合法的“封建妻子”呢？他需要的是否应该具有超人般的有一定文化修养基础的爱情呢？

当然，我们研究鲁迅不能死扣鲁迅的私生活，应该承认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体现（这一点我很兴奋，很荣幸我和张教授不谋而和），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众所周知，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但这两个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在20世纪上半叶，鲁迅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领袖，在中国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过去对胡适的大规模批判，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来，胡适研究重新成为一门显学是不争的事实，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的价值。

胡适的伟大就在于他在几十前就知道世界的发展大势，“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苏联政权并不看好。“20世纪上半期，苏俄的注意力在欧洲，日本看准契机，大胆实行其独霸中国的战略，民国初年的‘二十一条’。三十年代全面侵华，胡适暂时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受命赴欧洲做外交和宣传工作。二战后苏联借鉴北中国历史边缘政治缓冲战略要地，成功策划了“外蒙古”独立，直接屯兵在中蒙边境。（北大历史系教授剖欧阳哲生《胡适在现代中国》）。胡适比较早的清晰认识到苏联的“情略”野心：用感情先对你好，在对你坏，可笑，当今的美国巧好相反，先处心积虑的破坏你，在呕心沥血的帮你建设，二战时日本、现在的阿富汗、伊拉克大抵这样的情形，当然对待中国也有，庚子赔款建设的“清华大学”便是例子。“胡适1935年8月就写出了《苏联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遗憾的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直到60年代才被国人彻底看清，毛泽东、周恩来70年代重启中美关系大门，实质上为了达到‘远交近攻’牵制北极熊的目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剖欧阳哲生《胡适在现代中国》）。我们今天最潜在的敌人是谁，日本？美国？俄罗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现在的社会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社会，敌人这个概念也会随之“与时俱进”，敌人更隐蔽、更有杀伤力，敌人多元化，在这一方面是敌人，在那一方面是朋友，英国政治家有云：“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现在是否“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共同利益的追求”，求同存异，建立和谐新世界。现代化建设也应如此不能在细枝末节上考虑谁是敌人，谁是好人，动辄整风运动。

鲁迅和胡适心目中的敌人在当时是阻碍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的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李慎之语）。认为胡适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界，并不是否认鲁迅的伟大和不朽，而是要确定中国的现代化如何走，向哪里走。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尝试，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小康社会都是尝试，“摸着石头过河”不能靠生硬的指令性计划去往数据上靠，“数据上出成绩”往往会派生出“造假升官”。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学生运动。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认为“呐喊救不了国家”，要学生时代的青年“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便是你救国事业的预备工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在1989年北京动乱，“天安门事件”中，又有很多年轻天真纯洁的大学生被人利用，造成我党我国人民丧失了许多优秀人才。

当然有很多人批判胡适，说胡适是卖身投靠吗？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英美式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得以实现。不能说是错，只是政治观念不同，理想不同罢了！国民党政府有种种弊端，毕竟在抗日、“维持”民族尊严，坚决制止外蒙古独立，据说至今台湾的孤岛政权的宪法依然继承国民党的“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胡适心目中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接受国民党政府派到驻美大使便是证明。自然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也是合法的。与其说他投靠国民党政府，还不如说他是忠诚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理想，大丈夫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作些妥协，活着就好，“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材烧”。但他的活法也不是无原则性的妥协。有时也和鲁迅的活法一样当社会的挑刺者，他成了当局的“诤友”、“诤臣”。

胡适与蒋介石也发生过正面冲突。1958年4月10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了。蒋介石在“训辞”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要提倡学术。胡适侃侃而谈时，蒋介石已怫然变色，听众目瞪口呆。事后有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当时的态度有些过分，胡适不接受。今天谁会像胡适这样？张宁教授来我们上海版专也谈了这件趣事。张教授也讲到：胡适出于“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辞”之考虑，出任驻美大使。胡适任内，力疾从公，为国事奔走呼号。

胡适去世时，人们整理遗物发现，除了书籍、手稿外，余款只有153美元。在众多的挽胡适联中，有一幅道出了胡适一生的尴尬：“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共产党骂胡适“卖身投靠”国民党，胡适不懂“中国特色”，却以美国的标准去向国民党要自由，结果是挨骂半个世纪，栖栖惶惶，如丧家之犬。胡适是独立的，彼也不容，此也不容。

鲁迅逝世时，扶枢上车的有巴金、欧阳山、张天翼等十几位青年作家，执绋者6000余人，送葬者数万人。半路上，自发加入送殡群众无以计数，队伍足足有二里多长！到达墓地后，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等人作了安葬演说。由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于棺上，抬棺徐徐入穴。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

胡适的葬礼也热闹非凡。胡适遗体着蓝色长袍黑马褂，脚着布寿鞋。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据说，他出丧那天，有100余个团体参加公祭，自发送殡者多达30万人。不少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开始，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自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没有其他文化人享受过这种殊荣。蒋介石的《挽胡适与胡适墓园题辞》是：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时间是检验一种思想是否独到正确的真理。一个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平常之人都是要死的，我们中国向来流行“盖棺定论”。

鲁迅、胡适都曾经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早在生前，鲁迅就被或褒或贬地称为知识界之“权威”，先生逝后，躯体上那面“民族魂”的旗帜更说明他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及至鲁迅死后，苏雪林最早举起伐鲁大旗，咒骂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

韩石山说过“读鲁迅让人长脾气，读胡适让人长学问”，然而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他不随和，当然也不能渴求今天的小孩，今天的小孩幼时读书就只是为了将来考个好大学，考了大学又为了啥？找个好工作，何谈为了劳苦大众，为了自己某个理想的目标而发奋？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为了生存有时也会折损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不足为奇。2004年十一月十六号凌晨合肥市一位出租车司机迫于狗主人的威胁殴打下，在瑟瑟寒风中下跪直到警察赶来现场才起身。按照鲁迅的一贯作风，会“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大批国民性的奴才意识，而胡适呢？可能会大嚼法律阔谈独立人格不受侵犯，可是“跨下之辱”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和“知其不可而为之”一样，都需要付出莫大的勇气。当然社会在发展，当底更需要鲁迅这样挨批判提意见的信访常客呢？还是需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的胡适呢？人跪狗事件媒体介入以后。（媒体是否充当鲁迅的角色？）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第22条第一款：“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对狗主人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

似乎，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都会比较宽容了，思想也比较多元化了。似乎很多同学不是特别真正在意“思考鲁迅和胡适”这项活动，甚至可以说是冷漠也是一宽容。“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是周总理鞭策自己的座右铭，如今谁要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八成会被当成傻冒，真正的像鲁迅那样积极批评，像胡适那样有选择性的迁就的活着，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折损自己。今天还有谁呢？

那天有同学问“张教授如何在鲁迅和胡适之间作一选择”张教授模糊性的不予回答，正如“张教授提出的：“是选择作中国人还是作一个人哪个重要”很难回答？其实，在那个时代，鲁迅和胡适的处世态度原则“活法”都有市场，社会的黑暗麻木需要鲁迅去做无情的批判。社会的光明尚有希望生机需要胡适去调和迁就。当然如果一定在在鲁迅和胡适之间作一抉择。我本人最欣赏鲁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孜孜追求忧国忧民爱憎分明的人格魅力，对胡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渐进性积极妥协而遗憾，但是在当今各种大小竞争激烈的社会，敌我转化频繁的社会，我想胡适的“活法”在当今社会更有立足之地，所以我对胡适所写笔墨较多，进一步斗胆作个选择，我选胡适。

感谢张教授的精彩讲座，感谢学校提供我们聆听大师讲座的机会。谢谢！

参考资料：

1993年版北大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胡适在现代中国》

《李泽厚论鲁迅》、《鲁迅与胡适》，孙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二○○年一月初版

《鲁迅与胡适：两位大师，两种人格》作者：刘炜茗

《鲁迅、胡适及其角色定位》作者：陈愚　来自：真名网（www.yecao.net）

《青年报》2004年11月21日08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