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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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
喀提林阴谋
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
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对人民发表)
反喀提林第二演说(对人民发表)
反喀提林第三演说(对人民发表)
反喀提林第四演说(在元老院发表)
朱古达战争
参考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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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135、高卢战记，150、内战记
凯撒和他的《高卢战记》
该犹斯•犹理乌斯•凯撒出生于公元前102年，正是罗马共和国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代。这时，罗马的经济基础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它已经变成西方古典时代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原来的小农业已完全被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取代，直接的军事掠夺和以贡赋等方式向被征服地区进行的压榨，使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财富大量涌入意大利，加速了罗马的社会分化。
经济上的巨大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罗马的政治生活，被征服土地在日益扩大、由雇佣军组成的常备军在不断扩充，奴隶人口在急剧增加，由失业小农民和释放奴隶构成的游民阶层也在大量涌向首都，这就需要大大加强国家机器才能应付，但这时的罗马国家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当年台伯河上那个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它那年年重选的文官政府、它那已变得臃肿不灵的公民大会和它那由少数世代掌权的豪门贵族垄断的元老院，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局面。从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种种民主改革的方案，但都因为触犯豪门贵族的利益，因而受到盘据在元老院的一小撮所谓贵族共和派的反对，遭到失败。此后，主张民主改革的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民主运动从合法的要求改良逐渐发展到采取阴谋暴动甚至内战的方式。公元前82年，豪门贵族的保护者苏拉用血腥的大屠杀镇压了反对派，民主运动才一时沉寂下去。但大屠杀并不能消除引起要求改革的根源，苏拉不久死去后，民主运动马上就卷土重来。这时，罗马贵族共和政府的颟顸无能、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军人的专横跋扈，已经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局势终于发展到极为可虑的地步。东方强邻的进攻和西方行省的割据都还在其次，严重的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地带民不聊生，连罗马也因海外的粮食运不来而有断炊之虞；奴隶起义使意大利遭到汉尼拔战争以来最沉重的一次兵灾，而且从根子上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打击了奴隶制经济。奴隶起义迫使奴隶主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作出某些改变，也迫使奴隶主改变控制奴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不得不变换已不能保障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共和政体。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凯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凯撒出身于罗马的一个古老但已中落的贵族家族，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钦奈有亲谊，青年时代就受到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只能自始就站在民主派一边，逐渐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一面也按部就班地从财务官、工务官升到司法官。但在这时候，他除了在街头的游民阶层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资本，为此他设法跟当时在军队中有极大势力的克耐犹斯•庞培和代表富豪们即所谓骑士阶层的罗马首富马古斯•克拉苏斯结成“三人同盟”。当然，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三个不同利益的集团，只是因为同样受到把持元老院的贵族共和派的排挤，才凑合到一起去的。凯撒在这两个人的共同支持下，当选上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但由于元老院的掣肘，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这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局动荡，罗马统治集团中无论那一派的领袖人物，都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要掌握政权，必须先有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利用武力，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凯撒在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竭力设法争取到高卢行省去担任行省长官，目的是趁在高卢的机会训练起一支自己的军队，作为政治上的后盾；同时，在高卢大事开拓疆土，掳掠奴隶，还可以为自己在罗马的奴隶主阶级中取得声誉，又可以乘机积聚起一大笔财富来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资本。
凯撒在公元前58年前往高卢，到公元前49年初方回意大利。他在高卢的九年中，据普鲁塔克说，曾经屠杀了一百万人，俘虏了一百万人。他本人和他部下的将吏都发了大财，使他能在罗马广施贿赂，甚至一直贿赂到要人们的宠奴身上。他还在平民中举办各种演出，发放大宗金钱，并在意大利许多城镇兴建大量工程，既讨好了包主的人，也讨好了因此获得工作机会的平民。这样一来，他在意大利公民中的声望，渐渐超出“三人同盟”中的其它两人，特别是他借高卢作为练兵场所，训练起一支当时共和国最能征惯战的部队，而且是一支只知有凯撒、不知有国家的部队。
凯撒的成功刺激了克拉苏斯，他在公元前63年赶到东方去发动对安息的战争，希望在那边取得跟凯撒同样的成功，不料全军覆没，死在那边。这就使得原来鼎足相峙的“三人同盟”，只剩下凯撒和庞培两雄并立，彼此日益猜忌，加上元老院中一些人的从中挑拨拉拢，庞培终于和凯撒破裂，正式站到元老院一边去，成为贵族共和派借以对抗凯撒的首领。公元前49年凯撒带着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意大利，庞培措手不及，带着全部政府人员和元老院仓皇逃出罗马，渡海进入希腊，听恁意大利落人凯撒手中。次年冬天，凯撒也赶到希腊，在法萨勒斯一战击败庞培主力。庞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就地杀死。凯撒在肃清了其他各地庞培余党后，重新统一全国。
凯撒一个行省一个行省地肃清庞培余党的过程，也就是扫除罗马贵族共和体制的残余影响，建立新的统治机器的过程。因而，被凯撒重新统一了的这个罗马国家，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软弱无力、遇事拖拖沓沓的旧的罗马共和国，它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国家，已经能够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地统一指挥全国了，这对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肯定是有利的。
凯撒从统一罗马国家到死去，还不到四年，但就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他仍能完成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最堪注意的有两个方面：首先，他象摧枯拉朽地破坏了旧的贵族共和体制，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一身，基本上完成了向君主独裁制的过渡，把过去几百年发展中随时遇到问题、随时修修补补、牵强凑合起来的那些重床叠架、支离破碎的旧制度，作了一番整齐划一的工作。他把执政官、统查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等重要职务兼于一身，他把元老院降为咨询机构、他把公民大会当作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都是为他后来的继承人把罗马变成披了共和制外衣的帝国开创了道路。次之，他企图逐步废除旧罗马作为一个城邦霸国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把意大利各城镇的地位提高到和罗马相等，把各行省的地位提高到和意大利相等，并且把公民权陆续给予罗马的各个行省——当然只给奴隶主阶级——使这个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基础更加扩大巩固。但这项工作仅只完成了一部分。过去他在高卢时就已经把公民权给了山内高卢人，后来还让他们的部分首领进入元老院，引起了那些把公民权视为禁脔，不愿别人分享的旧公民的不满，他们讥刺他：
“凯撒在凯旋式里牵着高卢人走，
却牵他们进了元老院；
高卢人脱下了长裤子，
反穿上了(元老们的)阔边长袍子。”
公元前44年，他制定适用于意大利各市镇的自治法，给它们跟罗马同样的地位；他恢复了意大利一向免除的关税；他还计划废除由商人承包征收行省税赋的办法，改由国家直接派人收取，取销行省人民最痛恨的一项秕政。难怪当时沸沸扬扬地传说他想把首都迁到亚历山大里亚去，把罗马改造成一个东方式的君主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降低了罗马城在国家中地位的缘故。
凯撒在公元前44年被贵族共和派的残余分子刺杀，结束了他忙碌的一生，他的嗣子、他姊姊的孙子该犹斯•犹理乌斯•凯撒•屋大维安弩斯，那奥古斯都，在凯撒奠立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把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改建成帝国的任务。
历来评论凯撒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把他吹捧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天才的统帅、作家、演说家等等，仿佛他是一个恁空建立了这个大帝国的人。其实，凯撒的一生斗争，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中一个统治集团跟另一个统治集团为了该不该改变统治方式而作的斗争，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改善了这个奴隶制国家的处境，使奴隶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是受惠的仍然只是奴隶主阶级，根本没影响到当时广大奴隶阶级的命运。其次，他一生的成功，主要应该归之于他的恰巧处在罗马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一时风云际会，机缘凑合，让他不自觉地完成了历史要他完成的事业，这里，他的个人品质象坚毅、机智大胆、圆滑等等，在其中只起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因而过分吹捧凯撒是不恰当的。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样：“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相反，也有一些人竭力诟责凯撒，说他镇压了民主运动，把他的取销行会组织、恢复意大利关税。减少发给贫民口粮分额等等，说成是背叛平民。这些责难往往是出于对罗马当时的所谓“平民”、“民主运动”等等名词作了过分现代化解释的结果。要对共和末年聚居在罗马的所谓平民、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政治作用和经济地位等等作一番分析，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而且也不是这里该做的工作，但至少可以肯定说，他们绝不是十八、九世纪的那种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序言中引用过的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就是关于他们的最中肯的结论。在公元前一两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从来没产生过一位自己的代表，也从来没提出过自已的一套政治纲领，他们一直是形形色色政治活动家手中播弄的工具。正跟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做现代无产阶级一样，我们也绝不可以把凯撒看做是路易•拿破仑甚或梯也尔一流人物。凯撒在这里，只是不多不少地做了当时其他活动家做过的事情，可以责备他的至多是他起初利用了他们、后来又离开了他们而已。而离开他们、甚或损害到他们，则是.当时不问那个民主派活动家一旦当权之后，势必难免的事情。特别是凯撒，只要从前面简单地举出来的他所致力的工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他这些工作的必然结果。首都的游民阶层久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要减轻对行省的搜括、减少罗马这个城市的特权，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对这些游民不利的措施，象发放给公民的免费口粮，被凯撒从三十二万份一下子降到十五万份，把这一过去一向认为是公民应享的特权严加限制，变成真正的社会救济，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个人统治之后，公民大会连作为橡皮图章的作用都失去了，游民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宣告结束，用不着再竭尽国库所有去讨好他们，这正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从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必然结果。凯撒一生的所作所为可议的地方虽然很多，恰恰不在这一方面。
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历来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他每年向元老院和人民会议作的书面汇报，因此每年写成一卷；有人认为这是他在公元前52—51年间的冬天一次写成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可能他先是每年撰写一卷，作为书面汇报，后来因为需要，又再加工连成一气，成为现在的形式的。
公元前52—51年间的冬天，正是凯撒镇压了维钦及托列克斯领导的的联合大起义，高卢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一年，但他在罗马的地位已经在开始恶化。这时，克拉苏斯已死在安息，他在元老院中的政敌正在用尽心机计算他，庞培虽然还没正式跟他破裂，但当别人攻击凯撒时，却采取旁观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凯撒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卫自己，《高卢战记》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的，一则为自己辩护，二则供给他自己在罗马的一派人一个宣传提纲。
他谦逊地把这部书叫做《commentarii》，即《随记》或《手记》之意，表示不敢自诩为著作，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过程中，他处处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自首至尾，通篇都用异常平静、简洁的笔调叙说战事的经过，不露丝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敌，也不吹捧自己，即或在一两处地方提到自己的宽容和仁慈，也都只是转述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极为松散的平铺直叙，使不明当时凯撒处境的人读后，不知不觉会以为作者是以极坦率的胸怀，不加雕饰地随手叙写的，这正是凯撒写作时一心要追求的效果，就连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西塞罗也禁不住赞扬它的“朴素、直率和雅致”，一般人自然更不会猜疑到这种朴素和直率背后隐藏着什么。
其实，凯撒在戎马倥偬之中，根本没时间舞文弄墨，如果不是为了要答复敌人，决不会提起笔来写作，只是他没有采用直接的答辩方式，而是委宛地用正面叙述事实经过的形式来为自己辩解的。例如，当时他的政敌攻击他的主要有一点，即他违犯了他自己在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提出通过的“犹理亚反贿赂法”(lexjuliarepetundarun)，这条法律规定行省长官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如未得人民会议或元老院许可，均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凯撒在高卢的多次战争，就从来没征得过元老院的同意。因而，他在叙述每一次战事之前，必先详细说明这次战事之所以不得不进行的原因，象在比尔及战争时《卷二之一、二)、文内几战争时(卷三之七、八)、以及和门奈比、莫里尼两族作战时(卷三之二七、二八)都是这样，在叙述远征不列颠(卷四之二o)和进入莱茵河以东时(卷四之一六)，自然更不会忘记。
再举例说，他在卷四之五——一五诸节中，详细叙述了对登克德里和乌西彼得人作战的原因，这正是对元老院中加图一流人的回答(已见该节注)，而且通篇是以第三者口吻，平静地、甚至似乎有些漠不关心地作出来的回答，要不是普鲁塔克等人留下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述，我们简直不会看出这里面有文章，从这些地方看来，书中.一定有许多叙述看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有为而发的。
作为主管三个行省的长官，他的工作一定是头绪万千，数不胜数，但他在书中从来不提征战以外的其他工作，这也说明他想通过自己在罗马的代理人，向罗马人民夸说的是什么。他想表明，尽管他在首都的政敌整天在他背后飞短流长，百般中伤他，他却是意大利北部真正的屏障，正是因为有他象长城般的矗立在北方，才有意大利的繁荣和安宁。他在叙述一次一次的艰苦战斗中，也从不忘记偶尔插进一两句话提一下自己在战斗中所起的巨大的、而且在往是使整个战事转机的作用和自己受到士兵们的爱戴，以便罗马人民了解高卢方面的疆土开拓、以及象维钦及托列克斯这样的强敌的征服，完全是凯撒和他的部下浴血战斗的结果，比起庞培征服那些衰朽无用的东方老大古国来，难易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而元老院里的一小撮贵族共和派所要陷害的，却正是这样一位栉风沐雨、一心为国的人。他只在书中一次对话中，借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口，轻轻点了一下他们的阴谋。这种地方很多，只有同时参看当时的罗马历史，才能看出字里行间隐藏的东西。
《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特别因为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亲身深入到外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亲眼目睹过当地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的人，给我们留下的是当时的第一手直接资料。在他以前，虽也有过一些希腊和罗马作者对这些地方作过一鳞半爪的介绍，但都是些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经大量引用过它，他的其他一些论著象《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等，也都把本书当作重要的参考文献。
凯撒的七卷《战记》，最后只写到公元前52年为止，但他直到公元前50年才离开高卢，因此后面缺了两年的事迹。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一卷第八卷，补起了这段空缺。凯撒另外还有一部著作《内战记》三卷，记述他自己跟庞培作战的经过。除了这两部书以外，记述凯撒战绩的还有伊尔久斯所写的《亚历山大里亚战记》和作者不详的《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这些书合起来统称《凯撒战记》。
本书经过长期传抄，形成许多互有出入的版本，翻译时根据1957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托伊布纳尔丛书(BibliothexaScriptorumGraecorumetRomanorumTeubneriana)中的拉丁文本。这种本子考订精详，但略嫌繁琐，每一页都有好几行注脚，有时比正文还长，都是一字一句参校各种版本的异同的，不符合我们今天读它的目的要求，因此全部略去未译，现在的注释都是译者加上的。译时还参考了几种其他译本，用得较多的，一种是洛布古典丛书(TheLoebClassicalLibrary)中的J.Edwards英文拉丁对照本；另一种是W.A.MacDevitte的英译本，这是英译本中最常见的本子，列人朋氏丛书(Bohn’sLibrary)、人人丛书(EverymansLibrary)和哈泼丛书(barner’sLibrary)的，都是这一本子。这两种译本有出入的地方，依托依布纳尔本为定。原书没有地图，本书所附的地图是依据洛布丛书本复制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的地方一定在所难免，恳析读者指正。

[ Last edited by Franc on 2006-2-18 at 0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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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上册
中译本序言
英国历史家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出版至今已逾二百年。我国出版界传出它的一卷节编本中译本问世的信息，依然令人鼓舞。
爱德华•吉本出身于一个拥有大地产的资产阶级家族。
据他追记，其家族在14世纪时开始拥有土地。到16世纪后期，其远祖已获得缙绅的称号。当时风气，农村殷实之家，大都把子弟送往城市习商。这个家族已有几代人到伦敦从事商业活动，并出现过一位周游西欧并远游美洲的旅行家。吉本的祖父爱德华曾任南海公司董事，由于一次船只失事而破产，但他东山再起，又复积资十万英镑。吉本的父亲亦名爱德华，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为托利党人，拥有缙绅称号，一度担任伦敦城的区长，并曾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吉本的母亲朱迪思•波顿为伦敦商人之女。吉本于1737年出生于伦敦附近的帕特尼镇，是父母的长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颇以其出身门第而自豪：“我出生于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国家，一个科学和哲学的时代，一个门第荣耀、家资富有的家庭。”吉本幼年身体孱弱多病，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管，幸赖姨母凯塞琳•波顿悉心看护，几次转危为安。他所受的初级教育很不完整，时常因病中断，10岁丧母后，又一度辍学，幸赖他生性好学，又得姨母辅导，读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人物传记，启发了对古典时期历史的兴趣。在入大学之前，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已打下良好基础。
1752年吉本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当时只有15岁。
他对世界历史怀有很浓的兴趣，从古代而及于近代，几乎尽读所能得到的关于阿拉伯、波斯、蒙古和突厥史的英文著作，在他阅读的书单中也列入了中国史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院生活使他失去学习兴趣。他更换了一位导师，这是一位“只记得薪俸，不记得职守”的人，对学生既不指导，也乏管理，虽同住一院，却只见过一面，俨然路人。吉本深感无聊，称这段日子为修道院生活，时常离校出游，学院也不加约束。他自幼即对宗教争论感兴趣，惑于天主教祕义的姑母对他也有所影响，牛津的沉闷气息并不能为他解疑释惑。相反，他认为大学要求学生对三十九信条表示信奉之举是“装样子多于诵读，诵读多于信奉”。在彷徨苦闷之中，他接受了化体说，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他还自认是受良心驱使，但多年以后自己承认当时过于幼稚，致为诡辩所惑。的确，他这时才16岁。
父亲老爱德华得知此事，既惊且痛，向校方举发。学校虽能宽容吉本的懒散，却不能容忍他的改宗，吉本从此离开了牛津大学。父亲为了补救，重新拟订教育计划，把儿子送到瑞士洛桑去读书。
老爱德华为儿子选定的导师兼房东是一位加尔文派牧师，名叫帕维亚尔，是位博学多识的老师。1753年6月底，吉本来到洛桑，就下榻在导师的家里。帕维亚尔在一封信中记下了对新来学生的印象：“瘦小的身材，硕大的头颅，以超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议论，为天主教进行了前所未闻的辩护。”面对这个天资极高而又坚信天主教的学生，帕维亚尔为他订下周密的学习计划，循循善诱，把他一步步引向学问的高峰。在这个简朴的家庭里，缺乏莫德林学院那种讲究的宿舍和周到的服侍，但却有着大量的图书和自由的学习空气。从1753年到1758年的五年时间里，吉本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学业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吉本取得的第一项收获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来到洛桑一年半后，他放弃了天主教，重新皈依新教。他承认帕维亚尔的教诲对于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反思。他逐渐认识到《圣经》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并不能为人类感官所感知，于是“罗马的种种信条就像梦一样地消逝了。”1754年圣诞节，吉本到洛桑的教堂领受圣歺。
然而这只是他的宗教观在前进中的第一步。随着錋E后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读和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
吉本在帕维亚尔指导下主要攻读拉丁文古典名著，兼习希腊文著作。他的课业包括四大部分：历史、诗、演说辞和哲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竭泽而渔了。他还广泛阅读近人著作，涉及数学、逻辑、政治、法律等方面，其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法、英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作。他还通过通信向巴黎、苏黎世、哥廷根等大学的教授请教。在离开瑞士之前，他还求见慕名已久的伏尔泰。年过花甲的大思想家在洛桑别墅里接待了这个才逾弱冠的青年。1758年4月吉本离开洛桑返回英国。后来他把居留洛桑的这五年称作“幸运的流放”。
吉本返英以后，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他不甘寂寞，以藏书和读书为遣。他曾写道：“在闲暇中我亲爱的伴侣是革命以后的英国作家，他们呼吸的是理性和自由的空气；”并认为这种阅读对于自己深受法语影响的国语也能起到纯洁的作用。他的社会工作极少。七年战争期间，当过一段时间义务职的国民军军官。他曾两度当选议会下院议员，当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立场是维护母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一本法文传记说，他在议会八年，对重大问题都深思熟虑，但他从来不曾鼓起勇气，展示才华，在公共场合讲过话。由于得到首相诺思勋爵的赏识，吉本曾在政府部门当过三年的贸易殖民专员，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负担不重而薪俸颇厚的位置。可以看出，吉本对于政治不抱多大兴趣，但对著书立说却有强烈的愿望。
吉本开始从事著述生涯，首先选定的是文学领域。他留学国外时，深感处于哲学时代的法国，对于希腊和罗马文学漠视，归国后打算写一本书呼唤法人对古典的重视。1761年书成，用法文出版，书名为《论文学研究》。这本小册子在法国、荷兰得到好评，但在本国却受到冷遇。1770年，他又撰写了一本题为《评〈伊尼特〉第六卷》的小册子，批驳沃伯顿主教对维吉尔这部名著的歪曲。这是吉本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内容系针对沃伯顿这个气焰薰天的人物，所以不曾署名。他在书中指出古代立法者从未制造秘义，伊尼斯也从未跻身于立法者，沃伯顿的种种臆说是对诗人的损害。一位名叫哈利的学者曾经评论说，沃伯顿对维吉尔第六卷的解释，多年来不曾受到触动，现在一位卓越但匿名的评论家在一篇公正而富于勇气的古典文学评论中“彻底推翻了这个设计拙劣的建筑物，也暴露了这个傲慢的设计师的骄横与无能。”沃伯顿未敢应战，这本小册子渐渐阒然无闻。然而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吉本敢于向教会权威挑战的勇气。
吉本自幼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然而他起意当历史家的念头却是在他服役于国民军之时。他最初考虑的课题并不是罗马帝国，而是“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沃尔特•雷利爵士传”，“瑞士解放史”，“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许多题目，经过选择，选定了“瑞士解放史”的题目。1767年，他同好友戴维尔登合作，用法文写出一卷，在一个文学俱乐部中宣读，未受欢迎。休谟在信中对于此书用法文撰写也不表赞同。吉本最后承认此举失败。
至于撰写罗马史的设想，还应追溯一下他前几年赴欧洲大陆的游历。1763年，他去到巴黎，在这里会晤了许多社会名流，其中有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著名学者。然后重访洛桑，拜谒老师帕维亚尔。以后的两年都在意大利度过。他遍访意大利名城，到处探求古迹，寻访名胜，怀千年之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对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更是流连忘返。他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图利(即西塞罗——笔者)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还写道：“1764年10月15日，当我坐在卡皮托山岗废墟之中沉思冥想时，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词，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历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他最早想写的还不是整个罗马帝国。
吉本在1765年回国以后的五年里，一直都为家事、社交、国民军训练以及上述小册子的撰写等活动所占据。1770年父亲病死，自己从国民军退役，他才享受到时间支配的自由，开始筹划撰写书的首卷。他回忆道，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甚至连书的名称、帝国衰亡的范围、导言的界限、各章的划分、叙述的顺序等都有疑问。在第一卷序言中也说，他曾考虑只写两卷本的《罗马城衰亡史》，截止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后来还是决定写到东罗马帝国的覆灭。
要想为这样一部历时长久，地域广阔，内容繁杂的巨著进行结构设计，是十分困难的，作者为此煞费苦心。他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将所包括的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自图拉真至安东尼家族在位罗马帝国臻于鼎盛时期为开始，叙述它逐步走向衰落，西半部终为蛮族所倾覆，直到6世纪初为第一阶段。以查士丁尼复兴东罗马帝国为开始，包括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亚、非行省，直到查理大帝兴起，建立起第二个，亦即日耳曼人的西部帝国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包括时间最久，达六个半世纪，从西部帝国的重建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书中还涉及十字军的历史及其对希腊帝国的蹂躏。作者出于自身癖好，仍不免对中世纪罗马城市的状况重作一番探究。尽管有了这一框架，要想把千头万绪，枝蔓丛生的忠实包容进来，也殊非易事。作者将罗马城作为全书的基本点，条条线索从这里引向四面八方。
他将大量历史事件编排组合，不尽按编年顺序，而注重其内在联系，以勾划出罗马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的各个阶段。这种安排从他的反对者的口中也博得了“和谐一致”的赞美。
作者对于材料力求竭泽而渔。他对古典著作旧有基础，但仍做更进一步的搜求，举凡直接、间接与所撰书有关的材料，年代记、法典、地理书籍以及钱币、铭刻等等，都在收集之列。他曾以两年的时间(1771—1772)专事这一工作，然而功夫并不止此，在他首卷问世后，又有一些古典著作被发现，人们在錋E后的几卷中，可以看到采用的痕迹。
这部巨著原来是按六卷分三次出版的(现行本往往为七卷或八卷)。
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内容写到4世纪初。第二次于1781年同时出版了第二、三两卷，内容也只包括两个多世纪。第三次出版于1788年，同时发行三卷，内容包括錋E后九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三卷所包括的时间并不均衡，第四卷所记亦仅百余年，详细程度与前三卷相当，而第五、六两卷所承担的则是自希拉克略死后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八百多年。这最后两卷头绪繁杂，枝节丛生，在欧洲涉及到法兰克人及其他蛮族、诺曼人、保加尔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以及十字军的历史；起自亚洲的则有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还有作者深感兴趣的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些在两卷中都占有相当的份量。但是与前四卷相比，每个问题所占的篇幅无疑是较小的，叙述也较为简单。作者在第四十八章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希拉克略以后的拜占廷帝国，疆土日蹙，政局混乱，朝代的更迭只构成一部衰败与灾难的历史。如果按照前几卷的尺度来处理，只能写得枯燥无味，读来既无趣味，也乏教益。当然，这段历史的材料更加庞杂，而作者的年龄与健康也难以支持他实现更加宏伟的设想了。
吉本的著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动笔之前考虑了文字风格。
他不喜编年史的文字枯燥，也不喜演说词的词藻堆砌，采取了介乎二者之间的笔调。开始撰写时，十分拘谨，第一卷的头一章，改写了三遍，第二、三章也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
以后各章进展顺利，但写到第十五、十六章时，又反复修改了三次，从原来相当于一卷的分量，压缩成现存的规模。他后来回顾各卷的笔路时，认为第一卷虽竭尽心力但仍感粗糙，写第二、三卷时业已成熟，笔致流畅而协调。最后三卷虽更成熟，但因娴熟法文，信笔写来，夹杂进高卢方言。
六卷的写成，前后共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全书出齐的时刻正值吉本51岁的生辰。他感到欣慰：“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上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他无妻无子，只有少数好友相伴，而挚友戴维尔登又先他而逝。晚年继续留在洛桑，生活孤寂。1793年夏，吉本回到伦敦，次年年初病死，享年57岁。
我们手中这本是原书的节编本，它将卷帙浩繁的原作删节成一厚册，篇幅仅当原书的三分之一。为了保存原书的体系与精华，节编者对于全书不是平均压缩，而是剪除骈枝，保全主干，对于精华所在，更是整章整节加以保留，因之对于帝国一千二百余年兴替衰亡的历史，勾划出更为清晰的来龙去脉；对于作者就帝国兴亡得失作出的分析论断，悉加保全，不失原旨。
节编本将原书的前三章基本保全下来。这是罗马帝国从鼎盛走向衰微的开端。书的开始先叙述了图拉真以次几个元首的文治武功，然后介绍了2世纪帝国的概况，包括疆域、居民、制度、生产、生活、宗教、文化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军制，介绍更详。书中将这一时期称作“黄金时代”，认为是“最幸福而兴旺”的时期。然而从2世纪末开始，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终至灭亡。作者试图从几个方面探求导致衰亡的原因。
书中指出，近卫军的暴乱是罗马帝国衰落的最初信号和原因，继所谓贤君而出现在罗马帝位上的是一些暴君。暴君为了保持帝位，依靠近卫军，并重用其长官，于是出现近卫军长官操纵朝政的局面。近卫军受到皇帝的恩宠，逐渐走向腐化，贪欲日增，赏赐不能满足，往往发生哗变，杀死旧君另立新帝，于是废立篡弑之事屡屡发生。近卫军还出售帝位，谁肯出大价钱，便可登位。许多僭主系由近卫军长官被拥立而来。书中第七章有数月之间六帝被杀的记载；第十章中三十僭主之数虽经作者订正，但也指出二十年间登帝位者实为十九人，都系行伍出身，为部下所拥立，且无一人得善终。行省军事长官也有为军团拥立者。一时间，数君并峙，内战频仍，各省独立，国家解体。在此期间，罗马军队兵员成分也发生变化。帝国的兵员最初只募自意大利本土，继而招募自各行省，最后则招募蛮族入伍。来自蛮族的军士积功上升为军官，把持政权，甚或取得帝位，构成帝国长期战乱和衰亡的重要因素。
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之争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力量。这一斗争由来已久，但以此时为烈。好几个皇帝曾经凭借武力诛杀元老。塞维鲁在位时，将一些来自东方省分的有文化的奴隶塞进元老院，使之成为皇帝特权的拥护者。塞维鲁皇室从其统治中形成了新的准则：皇帝不受元老院和法律的限制，以自己独断专行的意志支配帝国与臣民。作者指出，这一新准则有助于军队势力的加强，消灭了残存于罗马人头脑中的法律和自由的最后痕迹；并认为塞维鲁是导致帝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作者一再强调罗马帝国的灭亡实即蛮族与基督教的胜利，因之在这两个问题上着墨甚多，删节本也多予保全。
罗马人将帝国以外的民族统称为“蛮族”。这些居住在帝国周围的民族往往构成帝国的边患。书中最初出现的蛮族是日耳曼人，有专章叙述他们的原始生活，并指出到2世纪后期他们已拥有以铁为锋刃的武器，发动过一次各族联合对帝国的进攻，为罗马兵团所击溃。但是到3世纪时，情况有了变化。帝国面貌依旧，但雄风已消，军纪松弛，边防削弱；而蛮族人口增殖迅速，有战士百万，并从罗马学到作战艺术，因之构成对帝国边境的威胁。法兰克人、阿勒曼人、哥特人此时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然而帝国仍有相当的抵御力量。特别是奥勒良在位时整饬纪律，军威复振，威服各族，安定边境。书中对于他的祝捷活动作了详细描绘，在献俘的行列中包括了哥特、汪达尔、萨马提、阿勒曼、法兰克、高卢、叙利亚和埃及等各族战俘。但这已是强弩之末了。作者还评论了帝国在边境安置蛮族的政策。普洛布斯曾招募蛮族一万六千人当兵，分成小队，驻守边疆，并收容蛮族战俘和逃亡者在边境设置新移殖区，拨给土地、牲畜、农具，指望能够从中获得兵源以充实边防。然而事与愿违，蛮族人员不习惯务农，不愿受约束，往往流窜，成为暴乱之源。而当民族大迁徙的波涛涌起时，内外呼应，西罗马帝国遂被淹没。东罗马帝国的边患主要来自东方。阿拉伯人的扩张吞食掉其东部领土，土耳其人的崛起摧毁了这个古老帝国。
关于基督教，吉本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始终相信《福音书》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密切相联的，所以我着重于这一变革的原因和影响，把基督教徒自己的著述和辩解同异教徒投向这一新教派的公正或憎恨的目光加以对照。”为节编本全文保留的第十五、十六两章即是按照这一意图撰写的。此时吉本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业已形成，对基督教的传统说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在第十五章开头的地方写道：“神学家可以……随心把宗教描绘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纯洁。史学家则……必须发现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时，已在一个软弱和堕落的人类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腐化相混杂的污染。”他揭去神学家所加于基督教的纯洁外衣，冷静而客观地对基督教久居地上所沾染的尘俗现象作了深入的理性的考察。他的笔法是曲折、含蓄的，有时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他介绍诺斯替派的教义时说，这个教派“对以色列上帝作了不敬的描写，把他说成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神，爱憎无常，……不能在这样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这样的转述虽然冠以“不敬”字样，实际却在张扬异端，贬抑“降自于天”的基督教。
书中对基督教大肆宣扬的神迹，例如驱除魔鬼，起死回生，舌割后而能言，耶稣受难后天地冥晦等一一加以否定。尽管这些神迹有教会文献可征，并经神学家、主教、教皇等先后作出见证，然而他却指出即使其中“最有力的见证”也不能“祛除不信者私下的、不可救药的怀疑”，这种怀疑之所以“不可救药”是因为它来源于理性的验证。从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
第一卷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老友休谟阅后写信给吉本称贺，并指出在第十五、十六两章的处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猜忌，可以预料一阵叫嚣的到来，也许作者还会在前途遇到一场斗争。此书在读者中赢得赞赏，但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吉本写了一篇《我的辩解》，取得了多数理智的世俗人士乃至教会人士的谅解，但仍有些人詈詈不休，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吉本后来承认，他起初感到惊惧，继而转为愤慨，最后则是置之不理。他继续撰写下去。
第二、三卷获得与第一卷同等的声誉。宗教部分依然保持自由精神，也再次遭到反对者的抨击。抨击主要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心仍然是“神圣见证”问题。他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神圣见证的证据今天在任何法庭上都会加以否定，但是偏见造成盲目，权威拒纳良言，我们的拉丁文圣经将永远蒙受这种伪造经文的玷污。”最后三卷出版依然引起喧嚣。他自思这几本内容纯洁，笔调平和，不解何以会引譬如此强烈的谴责。最后他得出结论:
“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似乎都击中了要害，也许今后一百年还会继续遭到责难。”事实果然如此。在19世纪中期，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米尔曼在为其所注释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序言时，依然对该书加以批判，用意在于防止读者阅读本书后“产生错误印象”。批判主要针对前文所引吉本在第十五章开头的那段话，认为吉本对于“宗教的神圣起源”这一主要问题，采取了巧妙的回避或假意承认的手法。另外还指责吉本对于基督教故意贬抑。这篇序言指出，罗马帝国的进攻者，无论是军事还是宗教方面的，诸如哥特人、匈奴人、阿拉伯人或蒙古人，阿拉里克、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或帖木儿，在书中都写得充实完整，颇有生气；唯独对于基督教的胜利却写成一篇冷酷的批判论文。全书对基督教也不曾只字褒扬。这些大概就是卫道人士对本书深恶痛绝的地方。
但是，广大读者对本书的看法却是截然相反的。吉本深有感受，写道：“公众是很少看错的。”而在学术界，更是受到推崇。第一卷刚出版，休谟即在信中告诉吉本：“此间所有的文化人对尊作一致赞美。”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对之交相称赞。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里在其所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指出：“吉本在许多细节和若干知识部门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只意味着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所作为的世界里。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对于那些使他摆脱历史家的共同命运的明显特点，诸如伴随时代前进的大胆而准确的尺度，正确的眼光，周密的布局，审慎的判断与适时的怀疑，为自己始终如一的态度做出的堪称不朽的掩饰等，是无庸细述的。”这是对吉本准确而公平的评价。
另一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弗里曼也指出，吉本始终不失为当代研究所不曾抛弃也不拟抛弃的18世纪历史家。今天距本书问世已二百年，人们在七十年代后期英法美意等国的史学杂志上又看到大量关于吉本及其巨著的论文。有些文章从政治、宗教、文学、哲学等角度对这部名著做进一步的探讨，也有些从吉本所处的时代、他的历史哲学、历史兴趣、编纂方法等方面对作者重新加以研究。看来这位18世纪的历史家在又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不曾被抛弃。
《罗马帝国衰亡史》原文本在我国流传已久，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些文章介绍和评论吉本及其巨著，可以吴于廑教授的《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篇)为代表。这些文章的共同看法是“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在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教规等所持的批判态度”。这无疑是吉本此书的精华所在。然而，作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家，他的史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吉本曾写道：“战争和政事是历史的主要课题。”他在这方面的叙述是不厌其详的，但对社会经济则不加重视。抛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谈论帝国的衰亡，是难以收到探骊得珠的效果的。另外，他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作用而忽略人民群众的影响。书中指出：人们的祸福无常，系于一人的品格。贤君在位则国治，暴君在位则国乱。书中虽然列举了多次起义和暴动，诸如造币工起义或巴高达运动，但是都不曾写出起义群众的声势和作用。当然，作者修史远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对于这些缺点，是不应苛求的。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有时失误，对此我们赞同米尔曼的态度：“尽管书中有错误，我认为它将永远是一部卓越的著作。”特别引起我国读者兴趣的是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中国。他自承读过有关中国的材料。书中叙述奥勒良祝捷大典时，在一长串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名单中竟也列入中国使节。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我国史书中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汉朝的记载，可能也是商人的假冒。第四十章还有一段波斯僧人受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之嘱从中国偷运蚕子的离奇故事，其失实之处已在齐思和教授的《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篇)文中得到订正。
吉本此书，风行甚久，英国出版商竞相刊印，因之版本甚多。外国书商也争相出版译本。吉本生前已出现法、德、意等文字译本。目前则有更多种文字的译本流传。名家也纷为注释，如英国伯里、法国基佐的注本都备受重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流传之广，声誉之隆，在史学界是罕有其匹的。
中译本最早系由王绳祖、蒋孟引合译的第十五章单行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后来又由李树泖、徐式谷续译了第十六章，与第十五章一起收入《外国史学名著选》(商务印书馆，1987年)。今天这本节编本的中译本面世，可以说是先睹为快。节编者D.M.洛是英国作家，著有诗文集和小说数种，对于吉本也深有研究，曾发表论著。从本书前面的节编者引言和对书中内容的删存去取来看，可知他对于这部名著沉浸甚深，因而能在节编中取舍得当，详略适宜，并尽量保存了原著中博学多识与文字典丽相结合的特点。加之中译者译笔流畅，文字传神，希望读者读后不致有未窥全豹的遗憾。
戚国淦
199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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