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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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福泽谕吉
合订本《劝学篇》序
本篇是我在读书之暇随时写下来的。从明治五年(1872)二月发表的第一篇起，到明治九年十一月发表的第十七篇为止，截至现在，发行总数约有七十万册，其中第一篇不下二十万册。加之以前版权法不严，伪版流传很多，其数也可能有十多万册。假定第一篇的真伪版本共达二十二万册，以之与日本的三千五百万人口相比较，则国民一百六十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量，由此可以看出近来学问迅速发展的趋势。
本书所载论文，有的是随时适应急需而写的，有的是展望远景而作的。因系匆匆执笔，所以各篇中可能有的意义很浅近，有的却近似迂阔。现在把它合订成一本，骤然通读全书，或者会感到前后论旨不相连贯，但如稍为深入思考，在文句之外加以吟味，就可以发现全篇的论旨是不相违背的。
本书发行已有九年，先进学者如已看过以前出版的单行本，当然不必再读这一合订本，合订本只是为着今后的进步人士编订的，爰将本编的经过和体裁简述如上。
福泽谕吉志
明治十三年(1880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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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胜利(代译序)
尚蔚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1942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一百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璨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十个人能说出卡斯特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他热情还是冷漠？宽厚还是刻薄？爱不爱醇酒妇人？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也许学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每个人与生俱来又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概念：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胡须纷乱，蓬头垢面”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尔维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滩胶体”——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的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尔维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上抬起眼睛”，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尔维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补正》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微乎其微，不足挂齿”，只不过是一个“靠翻译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家糊口”的穷学者。他代表“横遭亵渎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就没有哪个印刷商胆敢印行这些书”；而随后，“他那些主要著作，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进，二百年和三百五十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案；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一九三六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卡斯特利奥：《论怀疑术》，一五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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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序言
史学家阿庇安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人。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只从他自己的著作中，从马可·奥理略的老师夫隆托的信札中，隐约地知道一点。我们推定他大约生于公元95年，卒于公元165年。近年所发现他的作品的一个片断说到在埃及，他曾冒险参加了一次对犹太人的战争。这可能就是公元116年图拉真皇帝在埃及镇压犹太人起义所进行的那次战争。他在他的历史著作序言中说到他在本国已达高位，后来在罗马为皇帝案件的检察官(可能是皇帝金库检察官)。直到皇帝任命他为总督。要有担任总督职务的资格，他一定已经是一个骑士等级的罗马公民。在写序言的时候，他表示是在罗马城建立后的九百年，这是在安敦尼·庇护统治的时代。夫隆托有一封写给安敦尼的信传留下来了。这封信请求皇帝任命他的朋友阿庇安为总督，不是为了满足他的野心，也不是为了薪给的关系，而是当作他暮年所应得的荣誉。夫隆托证实他的朋友的荣誉和忠诚。阿庇安在他的序言中也说到，他已经写了一篇自传，那些想更详细一点了解他的人可以从中获得情况。但是这篇著作，在公元九世纪时，福提阿斯也没有看见过，虽然那时候，阿庇安的全部历史著作还是保存无缺的。
阿庇安在他的序言第十四节中概括地叙述了他的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按年代顺序，而是按种族排列，依照罗马人跟其他民族以及他们自己内部所进行的战争，分散在各部分叙述的。关于他的作品最早的详细记载留传到我们手里的是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福提阿斯的记载，福提阿斯死于公元891年。他写了一部文献百科全书，名叫《群书摘要》，这部书中包括有关于当时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的二百八十个作家的评介。他所记载关于阿庇安的著作共二十四卷，其中有十一卷完整地、或者几乎完整地留传至今，即西班牙史、汉尼拔战争史、布匿战争史、伊利里亚史、叙利亚史、米特拉达梯战争史和内战史五卷。从别的书中的引文中摘辑出来的片断材料，保存在大约公元950年根据君士坦丁·波菲罗真尼斯皇帝⑤的命令而编纂的两部拜占庭著作中：一部名叫《使节》，⑥另一部是《美德与恶行》。⑦每一部书都引用了阿庇安和其他史学家有关上述题目的文字。《使节》一书中所引用阿庇安的文字于公元1580年由福尔维奥·俄细尼(攸西那斯)在罗马草率地搜集起来，公元1580年在安特渥普出版。《美德与恶行》一书中所引用阿庇安的文字，公元1634年亨利·得·瓦罗亚在巴黎根据他的朋友皮累斯的一个手抄本，很忠实地翻译出来了。有少数分散的句子在修伊达斯的字典及其他著作中发现。他的历史记载到公元前35年绥克斯都·庞培之死为止，即在安敦尼与屋大维平分罗马世界之后不久。
阿庇安的著作在近代最早出版的是公元1452年教皇尼古拉第五的私人秘书彼得拉斯·康提都的一个拉丁文译本。希腊原文的最早出版是公元1551年卡罗卢斯·斯泰法那斯在巴黎印刷的。对于抄本最重要的校勘工作是斯特拉斯堡大学哲·什淮克豪塞教授做的，于公元1785年出版。我的译本主要是根据俄国多尔巴特大学门得尔松教授校刊的原文，这本原文是1879—1882年在来比锡出版的他布纳版本。一个重要的版本是1877年在巴黎出版的提多校刊本，这个版本有拉丁译文和原文相对照。
阿庇安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他自己的时代以前很远，因此，知道他所利用的材料来源是很重要的。他把波里比阿，鲍鲁斯·克劳狄、海挨翁尼马斯、恺撒、奥古斯都和阿西尼阿斯·波利俄等当代作家都提到了，似乎暗示着他是引用了他们的著作的。他偶然也提到发罗、非比阿·彼克托、喀西约·赫密那和卢提略·鲁福斯，但是并未含有引用他们的著作的意思。他没有提到李维、萨拉斯特、戴奥尼素、或戴奥多拉斯的著作，(虽然所有这些作家们的著作都是他所能够看到的。尽管这样，我们不是没有方法利用其他古代作家们的著作来检验他的叙述的。这已经是最近百年多来德国学者们所喜欢搜索的园地，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产生了许多讨论阿庇安著作史料来源的博学论文。《保利-威索瓦古典百科全书》中，格丁根大学什发兹教授的论文是最新的和最好的，是这类著作中的一篇不朽的巨著，但是著者在推翻其前人的结论方面比较成功；而在他自己指出真正来源方面比较失败。他认为阿庇安著作的来源，主要地(如果不是绝对地的话)是拉丁文著作；共和时代的资料是那些他所描写为“掌管编史工作的出身高尚的业余爱好者”的官方编年史家们的著作，他说，“每当他们利用他们的闲暇，给一般没有知识、又无批判能力的群众报导的时候，说谎，特别是因为爱国主义的缘故而说谎，对于这些业余爱好者甚至比对于修辞学家，还更加是可以容许的。”
阿庇安是事件的叙述者，而不是哲理的史学家。他的风格没有词藻的修饰；但是在许多修词整洁的章节中，他的风格是生动而有力，有时是雄辩的。有时候他提高到和古代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的同样高超的地位。《内战史》的绪论就是这一类的例子。在这里，导致革拉古兄弟悲剧的一些事件以庄严而整齐的步伐向前发展，后代有许多史学家模仿这种风格，但是没有人超过他的。这是古代作家们关于土地问题的争执对于双方面的意见都加以叙述的唯一记载。
在阿庇安一系列的著作中，《内战史》第一卷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是连接波里比阿和西塞罗之间。“交替时代”的桥梁。在价值上仅次于这卷书的是第三次布匿战争和迦太基毁灭的历史。这是关于这些事件传到我们手中唯一的详细记载，它有高度的戏剧性。阿庇安这部分历史著作的来源可能是波里比阿已经失传了的著作。他在布匿战争史第132节中引用了公元前一世纪西西里人，波里比阿的话。
因为细节上缺乏准确性，阿庇安受到严厉的批评。根据近代批评的准则，准确性是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首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在古代世界不是这样的。与事实一般的符合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古代作家的目的是在著作一本有兴趣的书，或者替他所怀抱的政治理想或道德原理提供一个背景。在这方面，阿庇安和他同时代的一般史学家比较起来，既没有更好些，也没有更坏些。什发兹教授很正确地说，阿庇安在《内战史》第三卷中，关于安敦尼与元老院斗争的记载，简直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小说著作”，但是他补充说，“尽管在他的著作中，形象有些歪曲，内容有些虚构，但是大的线索是正确地、深刻地刻画出来了，他的虚构正是多少使他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个批评可以准确地应用在阿庇安大部分的著作上。
古代史学家常常使他们著作中的主要人物发表演说，以提出那些鼓动各民族或各党派的思想，有时候向人们发表作者的道德教训。修昔底德这样做了，诚如吉尔柏特·麦累⑤教授所说的，他的榜样是“他逝世后二千年来历史著作中一个重要的遗产”。阿庇安模仿了这个榜样。以风格而论，他这样发表的演说辞，是他的著作中最好的部分。我们从中感觉到我们正在听着这位有经验的辩论家、这个有素养的皇帝法庭的检察官在说话。什发兹教授甚至把三巨头宣布公敌的命令(《内战史》第四卷，第8—11节)也归于这一类，虽然作者说，这个命令是他从拉丁文翻译为希腊文的。
总之，我们可以说，阿庇安的著作中，包括许多很有趣的事物，这是研究罗马历史的人所不能忽视的。
培利奥特学院希腊文教授狄奥多·来曼·赖特为我校正译文，并提出许多建议以修改语法，译者对他深表谢意。
荷拉斯·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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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一)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我们现在可据以了解苏维托尼乌斯生平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小普林尼的《书信集》。小普林尼有给苏维托尼乌斯本人的信，在给别人的书信中也有多处提到苏维托尼乌斯。其次是苏维托尼乌斯自己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和《名人传》，他在记述故事时偶然也提到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再就是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的历史家、《奥古斯都史》六作者之一的斯巴提亚努斯，他写的《哈得良皇帝传》中提到过苏维托尼乌斯。近代学者中提及苏维托尼乌斯的有著名历史家蒙森和马塞等。1950年在非洲发现的一件铭文则有助于矫正关于他职务升迁的一些情况。
根据上述来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苏维托尼乌斯的生平。在本书《奥托传》X.1，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名叫苏维托尼乌斯·拉图斯，属罗马骑士等级，曾以第十三军团指挥官身分参加过贝特里亚库姆(BeDriaCum)战役。可见，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出身罗马富有的家庭。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蒙森说是公元77年，马塞说是公元69年。这些年代可靠程度略有问题。苏维托尼乌斯本人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倒是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书信有助于推定一个比较接近的年代。小普林尼提到苏维托尼乌斯的信札最早是在公元96年。这时他应该不仅已达成年，而且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宁可取马塞的主张，把他的生年提前到比公元77年早些，以公元69年或70年为宜。①
他的出生地大概是在罗马。他在罗马长大，是无须怀疑的。他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常常告诉人们，某些发生在罗马的事情有的是他小时候听老人说的，有的是他小时候亲眼看见的。
他的卒年同样难以确言，但可以推测他活到很高的年龄。公元121年他才被解职退休，又写了那么多的书。他大概一直活到安敦尼努斯·庇乌斯统治时期。詹姆斯·肖特威尔说他死于公元160年左右②，事实上可能要早些。
①②参见詹姆斯·肖特威尔：《史学史》，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316页。另有定为公元75年的。见〔苏〕德瓦列茨基：《拉俄辞典》，1949年版。
苏维托尼乌斯出生正当罗马帝国盛世，童年生活优裕而安定，受过当时通行的教育，先入文法学校研习典籍，再进修辞学校练习演讲术。毕业后，由于文才出众，他得到小普林尼的赏识，被小普林尼为首的文学团体所接纳。这个团体是当时罗马社会最有教养人物的文化活动中心。苏维托尼乌斯在这里结识了学界和政界的许多名人。他纯粹是个书生，不谙实务。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想在罗马城外购置一处田庄。小普林尼知道他办不好这件事，写信嘱托自己的另一个朋友给以协助①。小普林尼的书信告诉我们，苏维托尼乌斯做过短时间的律师，但对此并不热心。②马塞和其他一些学者根据小普林尼书信，认为他做过学校的校长，此说显然有讹，小普林尼信札1，24，4里SChoLastiCus Dom－inus意思是“书生地主”，而不是“校长”。他也不喜欢做官。当时骑士阶层人物的升迁通常从军职开始。小普林尼曾帮他张罗谋得一个军官职位，但他把它让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③，自己留在罗马成为两个祭司团体的成员。小普林尼还替他向图拉真请求到“三子法”(ius trium Liberorum)特权④(虽然也有人推断他没有子女)，让他可以因此得到荣誉证章和任职优待，但他似乎没有很快取得公职。直到公元117年，重视科学艺术的学者型的哈得良接替作为军人的图拉真掌权，苏维托尼乌斯才开始担任宫廷职务，进入帝国的文化科学事务(a stuDiis)办公室，又被委任监督公共图书馆(a bibLiotheCis)，后又得到管理往来公文信件(ab epistuLis)的职务，成为哈得良的侍从秘书，最后升任秘书长⑤。他在宫廷供职时间不长，也说不上成功，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的职务之便写成了《帝王传》，并在公元120年出版了这本书。公元121年他被哈得良解除职务。据《哈得良传》的作者斯巴提亚努斯记载，和他一起被解职的有近卫军长官塞普提克乌斯和其他许多人，解除职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据称“未得他①的命令”(iniussu eius)，对元首的妻子萨宾娜太随便，超过了所能容许的范围②。当时萨宾娜已失宠，因此这显然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和其一鲜为人知的宫廷阴谋有关，这时苏维托尼乌斯年约50岁左右。以后的行踪便不复见于记载，他大概完全过起隐居的生活，并且专心致志于写作，直到老死。
①《小普林尼信札》，1，24。
②《小普林尼信札》，1，18。
③《小普林尼信札》3，8。
④《小普林尼信札》，10，94—95。三子法规定，生有三个以上儿子的罗马公民可获得优待。
⑤斯巴提亚努斯：《哈得良传》，11，3。
①哈得良帝。
②斯巴提亚努斯：《哈得良传》，11，3。
苏维托尼乌斯交游不广，主要限于小普林尼团体内。他和小普林尼本人显然过从甚密，虽然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小普林尼是学者老普林尼的养子，曾任公元100年执政官和比西尼亚及本都总督(公元111—113年)，是当时要人，而苏维托尼乌斯还算不上是上层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被释奴隶③。小普林尼在给图拉真的一封信里称苏维托尼乌斯是自己的“挚友”(ContubernaLis)，并在图拉真时代(如前所述)给他以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在写作上他们则相互切磋，相互鼓励。苏维托尼乌斯写完第一部长篇著作(或许就是《名人传》)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发表。小普林尼催促他，指出他若再修改下去，就会像在不必要地磨擦器物一样，只会磨损它，而不会把它擦得更亮①。在信札3，34里，小普林尼也曾就自己的私愿征求苏维托尼乌斯的意见，问他，如果在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诗作是否合适。小普林尼的书信提到苏维托尼乌斯是从公元96年到112年的这段时间，可见他们之间交往之久。
③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版，第423页。
①《小普林尼信札》，5，10。
除小普林尼外，当时的要人中和苏维托尼乌斯交往密切的要数盖乌斯·塞普提克乌斯·克拉鲁斯。他们在小普林尼团体中相识。塞普提克乌斯在公元119到121年之间任近卫军长官，他继小普林尼之后，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保护人。苏维托尼乌斯担任哈得良的侍从秘书主要在这段时间。他把奥古斯都小雕像送给哈得良的事②无疑也在这个时候。如上所述，公元121年他们又一同被解除职务。苏维托尼乌斯在《帝王传》的前面有献给塞普提克乌斯的题辞，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
②参见本书《神圣的奥古斯都传》，VII.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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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我们生来是向善的，如果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就得到自然的帮助。
塞涅卡：《忿怒》第十一章第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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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孟德斯鸠作为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成为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英勇进攻的坚强斗士。《论法的精神》于1748年出版，这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学术名著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论点严密，一经问世便震撼了世界。这部著作凝结着孟德斯鸠一生的心血，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蜚声世界，而且作为人类进步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入史册，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论法的精神》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印行了22版，多种外文译本也相继问世，成为风行世界的经典之作。由于书中鲜明的立意、尖利的笔锋、辛辣的讥讽深刻地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敌意，教会和耶稣会对他恨之入骨，巴黎大学还将它列为禁书。为此，孟德斯鸠在1750年匿名发表了名为《对<论法的精神>的辩护》一书。对反对统治阶级的恶意中伤予以回击。
《论法的精神》中的理论和思想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提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相互制衡，保障公民自由这一脍炙人口的理论为历代资产阶级所啧啧称道。首先运用孟德斯鸠的理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是美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们都对《论法的精神》烂熟于心，而且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订入宪法。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布的《人权宣言》中也宣布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
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接触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倡言变法，在他的《戊戌奏稿》中便明确提出了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思想。虽然戊戌变法归于失败，然而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终于还是被孙中山为首的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孟德斯鸠的资产阶级宪法论以及法制观念也曾深刻地影响过民国时期的宪法和法制。只需稍稍留意一番当时的宪法、民法、刑法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许多内容都源于《论法的精神》的重要思想。
孟德斯鸠(Chari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历任波尔多省法院法官、院长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生于贵族家庭，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专攻法律。1716年孟德斯鸠继承伯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在工作中，他认识到封建法律是为王权服务的，开始怀疑法律能否做到真正公允。1728年他辞去法院院长职务，从此他潜心读书，涉猎各类学科，获得了广博的学识。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耗时20年。经过精心的酝酿和准备，于1748年完成并发表了《论法的精神》这一社会学巨著。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叶，此时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统治阶级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压迫广大人民，宫廷和贵族极尽奢侈，民众却在饥寒中挣扎，长期的战乱、苛政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治、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兴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日益尖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另外，思想领域的革命也为孟德斯鸠的理论形成做好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法国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对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一大批进步的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进步人士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呼号，他们激烈地抨击封建主义腐朽的社会秩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这都为《论法的精神》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他摈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社会观念上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他以史为鉴，以世界古今各国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据，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虽然他并没有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却也将进步的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理性论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当时神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中，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营垒——黑暗的教会统治。他不但将科学与神学加以区分，而且将上帝和人截然分开。因此在他的具有辽阔视野的、包罗万象的、建立在人类自然知识基础之上的国家和法的理论领域里，完全没有上帝和神学的立足之地。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理论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向欧洲愚昧的神学主义发起了猛烈地进攻，具有伟大的历史使命感。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著名政治理论有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政治分类的学说，他将政治体制划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他认为这三种政体的原则分别是品德、荣誉和恐惧。尽管这一结论并不完备，但是他的许多精辟的、富有启发意义的论断以及运用绝妙笔法鞭笞专制政体和封建主义罪恶，他的无畏和机敏无疑起到了使人振聋发聩、警醒社会和民众的积极作用。2．分权说和君主立宪，孟德斯鸠崇尚英国的君主立宪，他提出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理论，他认为三权相互制衡，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他的分权说并非空洞的政治理论，而是顺应时代的步伐，提出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纲领，其实质在于“阶级分权”，在当时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需要。3．“地理”说，这个著名的理论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因素与人民的性格、感情发生直接的关系，法律应考虑这些因素。
《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论，诸如：反对酷刑、主张量刑适度，刑罚应富有教化意义，舆论威慑可以作为阻止犯罪的工具之一，只惩罚行为，不惩罚思想、语言。他还抨击了所谓攻击教会的亵渎神圣罪以及其他的无理的刑罚。另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审判、立证、拷问等诸方面的论说。关于国际法孟德斯鸠也有许多新颖的真知灼见。关于经济理论，他最重要的论断是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在当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教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私人财产的侵占行为而做出的。他还主张兴办工业和商业，反对横征暴敛。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竭力反对奴隶制。总之，孟德斯鸠的学说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其宗旨在于反教会、反封建、反暴政；大张旗鼓地倡导资本主义。
但是，孟德斯鸠的学说也有其局限性，他与当时的其他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一样，在社会理论上仍然是一个唯心论者。他受其贵族阶级意识的限制，只能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绝非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
《论法的精神》在我国最早的译本名为《万法精神》；还有1931年由严复先生以文言文译出的《法意》。1982年由张雁深先生用白话文重译。近年来又有其他译本问世。我们的这个译本是根据巴黎加尔涅·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9年法文版原文译出。在重译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已出版的有关译本，以及相关的材料，本书由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董晓涛合译，我们力求将原文的主旨以现代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展示给读者。各卷导读由译者撰写。译文中的缺点和不足，请广大读者和理论工作者批评指正。
孙立坚、瑞庆
1999年7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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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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