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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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的历史背景
[美]亨利·莱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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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作者莱斯特(Henrym.Leicester)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化学史家，他继戴维斯(Tenneyl.Davis)教授主编过国际化学史丛刊《Chymia》，全书出版十二卷，第一、二卷(1948-1949年)系戴维斯主编，第三卷到第十二卷(1950－1969年)则是莱斯特教授主编的。莱斯特教授多年从事化学史研究，对化学科学的发展，有他自己独到的观点，促使他写成这部简要的著作《化学的历史背景》。这书是按照化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线索编写的。从上古世界各地文明源流说起，叙述了炼金术从东方传入欧洲，在西方经历两三百年的酝酿，到资本主义的兴起，为自然科学发展准备了条件。有关人民生活的食品、医药和技术等问题，亦随着文化教育的提高而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由于生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化学作为科学开始发展起来。此后化学家的实践与理论，交互促进；化学家的思想和观念，传播与发展；基础学科间的渗透交流，这样的多方面的因素推动化学科学不断前进和发展。莱斯特教授不同于一般化学史作家，他尝试写化学史不是以化学家个人的工作、贡献和生活细节的叙述为体，而是以化学家的思想和观念的发展体系为线索，经交流、传播、演化和突变，蔚然而形成一个巨大的科学技术的领域。他是根据这样想法，编写化学史的。作者编写自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个人认为是符合自然科学发展的史实，特别值得称道介绍。我们的世界是物质的，化学是研究物质转变的学科，它将对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继续发挥其作用，直接和间接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化学学科是永远有生命力的。南开大学诸同志将莱斯特教授编著的《化学的历史背景》(1956年版)译成中文，出版问世。这对化学史的研究工作者以及从事化学科学科研教学人员大有裨益。谨记数语，作为前言，以供读者参考。柳大纲一九七九年国庆卅周年纪念日原书序言在这本书里，我打算通过化学家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他们的生平详细事迹来叙述化学的历史。科学史家们现在一般都承认，科学发现，无论巨细，几乎从来就不是个人自发做出的独创贡献。即使那些最革命的理论也都是长期缓慢演化的结果。一些基本思想产生于各个不同地方。这些思想逐渐经过合并、修改和补充，最后公之于众，仿佛变成了一种新的概念。这一概念又转而影响和改变后来的理论，结果使科学有可能永无止境地进步不已。显然。叙述这种发展的全部过程不仅要涉及到科学家的个人秉性和才智，而且也涉及到科学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他们所接触的哲学思想。要全面评述任何一门科学的所有这些因素，非得写出一卷巨著不可，这就需要有不同专业、不同观点的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到现在为止，化学史方面还缺少这样的一卷巨著。我们也需要一部篇幅较小的著作来叙述某一门科学的发展过程，同时可以简略说明一下上述的某些影响。我就是把化学概念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写作本书的主要重点的。由于行文比较VI简略，因而无法详述其他因素，但对于化学影响了人类历史的某些重要地方，以及社会条件左右了化学家本人的其他一些地方，我都尽可能一一指出。为了探索各种化学概念的相互关系，我不得不非常注意更早的时期，当时尚未公认化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许多化学史家，尤其是过去的化学史家，都认为化学只是在波义耳(Boyle)和拉瓦锡(Lavoisier)时期以后方才有真正的历史可言。我却认为此说欠妥。远在古代希腊，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可以发现许多现代理论的萌芽。幸而目前已有可能比早先更为详尽地来探索这些远古时代。最近，对炼金术盛行时期和更早的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对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许多科学家所占的地位作了重新评价。尽管还有许多空白点尚待填补，但是探索那些促使现代化学得以形成的各种影响的工作已变得容易一些。我的这本书若能使当代化学家认识到应当归功于前人的某些业绩，那么我就十分满意了。我要向赫伯特·斯·克里克施泰因(Herberts.Klickstein)表示深切的谢意，他审阅并与我一起讨论了本书的全部手稿，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意见。已故的克拉拉·戴·米尔特(ClaraDeMilt)曾对本书前几章提出过批评；鲁道夫·赫希(RudolfHirsch)、克劳德·克·戴舍(ClaudeK.Deischer)、弗雷德里克·奥·凯尼格(FrederickO.Koenig)和亨利·吉·罗尔斯顿(HenryJ.Ralston)，在本书各章的写作过程中慨然相助，对此，我都深表谢忱。我尤其要感谢丹尼斯·艾·杜威恩(DenisI.Duveen)，蒙他提供了从未发表过的一页拉瓦锡手迹的照片。马丁·利维(MartinLevey)向我提供了古代巴比伦和古代亚述的器械照片，《化学教育杂志》(JournalOfChemicalEducation)。准许我复制这些照片和中国化学器械的照片，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对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埃德加·法斯·史密斯纪念图书馆的夏娃·弗·阿姆斯特朗(Evav.Armstrong)和罗伯特·弗·萨顿(RobertF.Sutton)的大力协助，旧金山医学院图书馆馆长阿莱因·鲁宾逊夫人(Mrs.Arlinerobinson)的宝贵支援，以及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给我的援助，我也要深表谢意。蒙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从该社出版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引用个别段落，我在此也一并致谢。亨利·M.莱斯特一九五六年六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张世玉

我也是读化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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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啊,握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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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的主修是无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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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在西雅图由美国化学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莱纳斯•鲍林。当时，我作为《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记者到会采访。我提早来到会场，准备听取鲍林发布他关于大剂量维生素Ｃ的最新研究成果。记者们都非常清楚，鲍林是新闻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几乎又都认为，鲍林大力鼓吹维生素Ｃ的作用前后已有13年，有关维生素Ｃ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已被炒作得过火了。因此，在预定参加报告会的所有记者中，只有我一人出席。
实际上，我的主要兴趣并不在听他的报告，而在见一见他这个人。这个人曾在众多媒体上以多种方式被描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在世的最杰出的美国科学家，但同时也被说成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怪杰。
我早早地来到会场，空荡荡的报告厅里就我一个人。鲍林大步地走了进来，身材颀长，腰板挺直，头戴一顶黑色贝雷帽，长长的白发从帽沿下挤出来，形成一圈银白色的镶边。他径直向我走来，作了自我介绍。使我颇感意外的是，他随即向我作了为时五分钟的关于锡的化学键性质的个别小型讲座。说句老实话，对量子化学我是门外汉——我之所以被派去采访会议，是由于我粗通医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尽管我对他所讲的东西一知半解，他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喃喃有声地进行着思考，不断地提出新的想法，在讲话的同时解决着种种理论问题。我被这个愿意花费宝贵时间跟我讨论科学问题的两次诺贝尔奖得主征服了。他的专注让我受宠若惊，他友好热情的举止也将我深深吸引。以后我才得知，在鲍林的众多崇拜者中，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
我留下了鲍林用来记录自己想法的黄色笔记纸，并决定进一步采访他。我知道，鲍林诞生在俄勒冈州并在那儿长大，而我的故乡也正好在俄勒冈，于是我说服波特兰市《俄勒冈人报》星期日特刊的编辑，将我派到鲍林坐落于大苏尔牧场的私人庄园去采访两天，撰写一篇反映鲍林早年生活的特写。这篇特写发表以后，我一发而不可收，继续了解鲍林的生平，并与他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讨论，鲍林最终同意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合作。
鲍林的生活历程悠长、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波折，在20世纪的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诸多的科学成就包括：首次描述了化学键的本质；发现了蛋白质的结构；揭示了镰状细胞贫血症的病因；参与了研究DNA结构这一本世纪最著名的科学竞争；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持了军工科研项目，并因此获得了美国总统功勋奖章；他推进了互射线结晶学、电子衍射学、量子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精神病学、核物理学、麻醉学、免疫学以及营养学等学科的发展。他共撰写了五百多篇论文和十一本专著。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一次是化学奖，另一次是和平奖(鲍林至今仍是唯一一位两次单独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
鲍林从年轻时开始即被公认为一个科学奇才——他32岁时即被选进美国国家科学院，成为其中最年轻的院士；36岁时，即受命领导该院化学部——并持续不断地作出各种创造性贡献达。年之久。
鲍林在他的奠基性专著和魅力无穷的讲课中，提出了原子之间的结合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分子结构的理论，从而改写了20世纪的化学。分子结构理论成为鲍林学说中的一个主旋律，他用这个统一的理论研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并把不同学科的成果联结在一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勇敢地冲破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创立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化学物理，分子矫正医学以及影响深远的分子生物学。
然而，鲍林在科学领域中的工作仅仅是他人生活动的一半。在其妻子爱娃•海伦的深刻影响下，鲍林凭借自已在科学领域的巨大影响，积极地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与爱因斯坦和西拉特[注]都是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员不多，但被赋予阻止原子武器扩散的重大职能。后来对于美国政府的核武器政策，鲍林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并最终招致政治迫害，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对他长达24年的调查。他被剥夺了参与国家机密项目的资格，护照被吊销。他失去了政府资助。他在报刊上被肆意诋毁，还受到来自美国参议院的侮辱性的指名恐吓和威胁。面对这一切，鲍林勇敢地给予还击。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还诉诸法律，其中包括影响广泛的控告赫斯特报业集团[注]，控告巴克利的《全国评论杂志》以及控告国防部等案件。
到了60年代早期，鲍林被很多人看作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敢于冒险、敏于直觉、桀骛不驯、富于魅力、不敬权贵、自强不息、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甚至到了有点傲慢的程度——而且，他几乎总是正确的。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他却声名狼藉。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出几个星期，他就受到来自政府机构的强大压力。他只得停止政治活动，随后很不愉快地离开了他40年来科学活动的基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到了大多数人考虑退休的年龄时，鲍林却失去了从事学术活动的场所，成了学术界的一个流浪汉，在不同的学校之间漂泊谋生，直到最后创立了自己的研究所，专门研究营养学和医学。到了70年代早期，由于大力宣传大剂量维生素Ｃ的作用，他再次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他宣称，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有助于减轻各种病症，从普通的伤风感冒到癌症。他的这一论断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愤怒指责，而他以前的同事们不无担心地注视着鲍林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钱投入这种廉价营养辅助药品的研制工作。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场荒唐无谓的征战。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鲍林在科学界的形象从科技精英变成了一个行为孤僻的怪人。
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人们对维生素Ｃ的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尽管仍不十分清晰，却对鲍林几十年来宣传的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日益有力的支持。
传记说到底是一种诠释。在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力图以一种不偏不倚和“纯客观”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但我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有关材料实在庞杂，鲍林的生活历程是那样的悠长和丰富，不经很多浓缩和筛选，一册传记的篇幅是无法容纳的，而每一次的选材都直接依赖于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其次，关于鲍林，存在着尖锐对立的意见，鲍林本人的生活经历也充满着矛盾和难解之谜——他是一个天才，而他母亲却曾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穿甲弹的专利拥有者；他是一个忠诚的人道主义者，但对自己的子女却到了几乎漠不关心的地步——这些也使你在写作时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科学家，过去经常宣扬科学研究是不受个人品格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的创造性活动。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鲍林的经历说明，在科学的发现和发展过程中，基金组织、公共关系、政治环境和个人品格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这些大背景下考察鲍林的科学活动，也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力。
开始写作本书时，我是鲍林的一个热情崇拜者，我至今不改初衷——尽管这种崇拜已更趋向理性。鲍林是一个魅力出众、性格外向的人，一个知识奇才和出色的演说家，对任何人都赤诚相见。平等相待(除非事实表明你无法被他信任)。然而在他外露魅力的后面，隐藏着一颗好强争胜、永不服输的心和抑制着的丰富情感。他是一个远比他的公众形象来得复杂的人物。我力图在本书中忠实地写出他的这种复杂性。
为了写好这部传记，我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鲍林本人、其家人、同事、对手、学生和批评者所进行的数十次采访的笔记；他的来往信件、手稿、实验报告和科学论著；包括信函、论文、手稿以及鲍林同时代人保存的有关鲍林经历的录音资料等在内的档案材料；政府文件，其中包括最近才由国家档案局公布的议会文件和军方文件；法院案卷和地方志；以及超过300页的前不久还属机密，最近才由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和军方公布的有关材料。除此以外，我还查阅了数以百计的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有关鲍林、他的妻子、他的科学工作和政治活动的文章，还阅读了当代的科技史和政治史。
本书并不是一本授权写作的传记。鲍林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向我敞开其记忆的大门，公开其各种资料，但并不要求我按照他的想法进行写作。他只要求对明显的史实错误有权进行更正(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在去世前对我原稿开头三分之一的内客进行审读后，几乎没发现什么这类错误)。从我们开始共同工作起，鲍林就一直提供全面的合作。我对他进行了十几次长时间的采访，还经常通过电话进行交谈。他同意我查阅和利用俄勒冈州立大学收藏的大量人事和业务文件，向我公开了保存于莱纳斯•鲍林研究所和他收藏在大苏尔牧场庄园里的所有私人档案。他还鼓励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属接受我的采访。他还为我申请自由使用情报法规的权利提供了合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人向我提供了帮助。鲍林以及他的两个妹妹波琳和露茜尔，他的女儿琳达，两个儿子克莱林和小莱纳斯等所表现出的合作和坦诚对于本书的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要特别感谢我采访过或交换过信件的各方面人士。我感谢俄勒冈大学的保罗•恩格尔金，赫尔姆特•普朗特和沃尔夫冈•莱普曼，他们帮助我翻译了许多德文信件。哈丽特•祖克曼慷慨地允许我使用她为了撰写《科技精英》一书对鲍林进行的采访笔记。我还要对向我提供帮助，使我方便地使用《纽约时报书评》和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和技术》杂志有关资料的几十位人士表示谢意。
传记作者离不开档案工作者的帮助和合作。俄勒冈州立大学科尔图书馆特别文档部主任克利福德•麦德及该部全体工作人员在我查阅浩瀚的爱娃•海伦和莱纳斯•鲍林的文档时，总为我提供最大的方便和超乎寻常的帮助。由于拉马什•克里什纳马希已把有关的文件输入电脑网络，这些内容丰富的科技和私人文件将变得更易查阅。
我还要特别感谢鲍林在莱纳斯•鲍林研究院最得力的助手多萝西•芒罗。她不仅指导我如何查阅该所有时略显混乱的档案资料，还作出安排，使我在帕罗、埃尔托的逗留愉快且富有成果。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工作人员埃米莉•欧克西尔特别善于在浩繁的收藏中找出有关的资料。国家档案局的罗德•罗斯成功地找到了有关的材料，使我了解了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工作情况。加州理工学院的简•迪特里奇为我提供了友好和有益的帮助。我还要感谢下列机构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这些机构是：俄勒冈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史密斯学院、芝加哥大学、美国哲学学会、美国科学院、美国物理研究所、国会图书馆、贝克曼科学史中心、俄勒冈历史学会、帕萨迪纳市政府和加州理工学院。
我在写作过程中从好几位科学史专家的著述中受到启发，吸取了营养。我特别要感谢丹尼尔•凯弗里斯，他的著作《物理学家》使我了解到：美国的科学发展史也就是美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贺拉斯•贾德森，他的《创造性的八天》一书向人们显示，看似枯燥乏味的分子生物学也可写成一本那么引人入胜的读物；罗伯特•帕拉塔华斯基，他的博士论文《莱纳斯•鲍林的结构化学》对我理解鲍林早年化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罗伯特•卡根和莉莉•凯有关加州理工学院早、中期历史的优秀论著，对我很有帮助。
我感谢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编辑鲍勃•班德，他对我的写作不仅给予支持，并显示了很大的耐心：我原来的写作计划是两年，但最终却成了五年的马拉松。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奈特•索伯尔，是他为我选择了鲍勃这样好的编辑。
最后我要特别表达对我妻子劳伦•凯斯勒的深切谢意。她不仅鼓励我对鲍林紧追不舍，直至他同意为写作本书提供合作，她还不断为我提供重要的建议，耐心倾听我烦恼时的怨言，并且出色地编排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而与此同时，她正在写作自己的一部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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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能源
毒物与污染
基础化学
其他
食品与洗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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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恩•蒂塞利厄斯的序言
在瑞典和它以外的地方，人们对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本人、他生前的工作，以及他所创设的资金的兴趣，看来都在显著增长。诺贝尔基金会有关他的出版物的所有不同语种的版本都已绝版了。此外，相当多的新材料已经出现。因此，基金会一直有一种愿望：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性格和生平，对他的遗嘱和基金会组织，对奖金颁发机构和它们的工作，以及对广大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方面的主要情况，作出简明扼要的阐述。
①阿恩•蒂塞利厄斯，曾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任诺贝尔基金会的董事长。他曾长期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任生物化学教授，并于一九四八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金。——译者注
现在由于有了埃里克•伯根格伦先生撰写的这本传记，这种需要从而得到了满足。伯根格伦先生因为熟悉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室和图书馆珍藏的、以及从别处得到的原始材料，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地撰写出一部关于诺贝尔本人、他的
成就和临终遗嘱的简捷爽朗的传记。基金会对伯根格伦先生表示感谢，因为他明了易懂和引人入胜地处理了这些题材，并且成功地把迄今没有发表过的大批新材料也包括进去了。他还以最有趣的创作手法，涉及了诺贝尔性格中的矛盾因素，同时从这一新的角度，阐述了这些矛盾是怎样被结合到他一生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去的。
基金会的执行主席尼尔斯•斯塔尔先生对诺贝尔机构、奖金颁发及经济管理方面的情况，也提供了一篇事实性和消息性的文章。
本书有意先用瑞典文和英文出版，然后再以尽可能多的其他语种出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充分达到提供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全部情况的目的。这位伟大的瑞典人，他不分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以他的奖金鼓励对人类进步所作出的那些有价值的贡献；别的事情暂不多述。总之，他对于人类的进步是深信不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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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Lavosier，1743－1794)对生理学、地质学、经济学和社会改革均做出过贡献，但主要因在化学科学中的划时代成就而受到后世的景仰。
拉瓦锡是近代化学的奠基者。他创立了在化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氧理论，这一理论战胜燃素理论被认为是一切科学革命中最急剧最自觉的革命。对这场化学革命的研究，早已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在国际上已形成多个研究中心，因拉瓦锡研究方面的成就而获德克斯特奖(TheDexterAward)者就有5人之多。据I.伯纳德·科恩(I.BernardCohn)考证，拉瓦锡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了衡量卡尔·马克思的伟大而借以与之比较的仅有的两位伟人之一(另一位是查尔斯·达尔文)。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在他系统论述他的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的第一篇论文中，篇幅最大的一节便是分析氧的发现。保罗·撒加德(PaulThagard)甚至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场革命的概念结构和机制进行探索。由此可见拉瓦锡研究之深入。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文献已经如此之多，以致如果我们不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爱德华·格里莫克斯(E-DouardGrimaux)、埃莱娜·梅斯热(HÉLÈNeMetzger)、丹尼斯·I.杜维恩(Denisi.Duveen)、道格拉斯·麦凯(DouglasMckie)、亨利·格拉克(HenryGuerlac)、莫里斯·多马斯(MauriceDaumas)、W.A.斯米顿(W.A.Smeaton)、罗伯特·西格弗里德(RobertSiegfried)和卡尔·E.佩林(CarlE.Perrin)等人的工作上的话，我们就概然把握不住拉瓦锡研究的学术走向。
本书是拉瓦锡的代表作。科学史学家认为，“它就象牛顿的《原理》在一个世纪前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一样，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它“在化学史上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作者在1778至1780年间写出了书的提纲，法文书稿于1789年3月在巴黎面世，13年之内在法国出了8版，即1789年巴黎2版，1793、1801、1805年巴黎各1版，1793年被人盗印2版，1804年在阿维尼翁出1版。法文版初版不久，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罗伯特·克尔(RobertKerr)的英译本于1790、1793、1796、1799和1802年在英国爱丁堡5次出版(其中1802年版为2卷本)，1799年在美国费拉德尔菲亚、1801和1806年在美国纽约共3次出版；温琴佐·丹多洛(VincenzoDandolo)的意大利译本于1791、1792和1796年在威尼斯3次出版；S.F.赫尔姆布施泰特(S.F.Hermbstadt)的德译本于1792和1803年在柏林2次出版；曼努埃尔·穆纳里斯(ManuelMunarriz)的西班牙译本于1798年在马德里出版；N.C.德·弗雷里(N.C.DeFremery)的荷兰译本于1800年在乌得勒支出版；此外，1791年在阿姆期特丹、1794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1797年在墨西哥还分别出版过荷兰、德和西班牙文节译本。这部科学经典巨著在17年的时间内，就在8个国家以6种文字出版了26次，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广泛。
克尔的英译本在最近半个世纪中还被多次重版和重印，如1952年收入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MaynardHutchins)主编、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EncyclopaediaBritannica，Inc.)出版的《西方世界名著》(GeΑTBooksOfTheWesternWorld)第45卷(删去了副书名、附录和大部分英译者注)已印刷20余次，1965年多佛出版公司(DoverPublication，Inc.)按1790年版原貌重印，等等。而且，我们在《爱西斯》(Isis)、《英国科学史学报》(BritishJournalForThehistoryOfScience)、《科学史》(HistoryOfScience)、《科学史年刊》(An－NalsOfScience)、《奇米亚》(Chymia)、《安比克斯》(Ambix)等权威刊上看到，克尔译本也是专家们进行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版本。因此可以说，这个译本是国际上最通行的版本。
本书是第一次译成汉文出版。汉译本译自克尔的英译本。英译本出版于200多年前，其中所用的一些现已废弃了的古异拼词甚至在《牛津英语词典》(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Second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中都查不到，加上拉瓦锡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化学语言改革，这就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译者在译述过程中力图谨慎地(但不一定是高水准地)按英译本原貌用汉语再现这座历史丰碑。有些物质名词，如Compound和Bond，在拉瓦锡著作中的意义与在现代化学文献中的意义相差甚远，我们必须按拉瓦锡的用法而不是现代用法去翻译。同一种物质往往有不同名称，如Quicksilver(水银)与Mercury(汞)，Muriaticacid(盐酸)与MarineAcid(海酸)，HepaticAir(肝空气)、SulphuratedhydrogenGas(硫化氢气)与FoetidAirFromSulphur(来自硫的臭空气)，Base(基)与Radical(根)，等等，汉译本中尽量采用不同的对应名称分别表示之。有些在今天看来是完全相同的物质，而在拉瓦锡看来却是不同的物质，如AceticAcid与AcetousAcid，我们均按拉瓦锡的本意将它们译成不同的汉语术语。有些物质名词原本是俗名，在今天的英汉词典中却被“现代化”了，译者遇到这类名词时注意还其历史原貌，比如ButterOfarsenic和ButterofAntimony在各种现代英汉词典中分别被译为三氯化砷和三氯化锑，其实拉瓦锡时代根本就不知道氯元素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能将它们分别译作砒霜酪和锑酪。有些物质名称由于其历史源衍关系和化学源衍关系的不同而在译述时必须特别注意，如Potash和Potassium，在化学上是先有后者后有前者，但在历史上则是先有前者后有后者，而且拉瓦锡时代还不知道后者的存在，这样，本书中只能把前者译为草碱而不是钾碱。
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性，我们除了根据汉语表达习惯对逗号作了必要的增删处理(少数地方还转换成为顿号)之外，对其他标点符号都维持原有用法。英文本中的数字并没有全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汉译本中也相应地将英文数字译为汉文数字，而阿拉伯数字则一仍旧贯。英文版中，第一、三部分有章有节而第二部分却有节无章，第一部分的表格在目录中均未列出而在正文中还有编号，第二部分的表格统统列于目录之中而又皆无编号，译者在汉译本中完全保留了这些特点。原书目录和正文中的标题并不精确一致，如第一部分第九章之中的各个小标题前，目录中标有节数而正文中未标节数，再如第一部分第十六章目录和正文中标题的文字略有不同、节数的表示也不完全一样，等等，我们在翻译中有意保持了诸如此类的不一致，以使汉译文与英译文更加一致。译者冒昧改动的只是第二部分正文中的一些节的序数。这一部分正文中的标题与目录中的标题文字上基本一致，只有详略区分，未作改动；但正文中有些节的序数重复，有些序数又没有，故译述中按目录节序将正文中的一些混乱节序纠正过来。
英译者在他的“告白”中谈到他的一个疏忽，即在第一部分没有把炭和碳区别开来(作者本来是加以区分了的)。实际上，英译者在全书中都没有区分。汉泽本中，保留了英译本中的这种疏忽。英译者对附录所作的改动，“告白”中已有交待，不赘述。作者注和英译者注均按英译本分别以字母A和E标明。汉译者注以C标明。
汉译本所依据的爱丁堡1790年版中的图安排得较松散：图版Ⅷ和Ⅺ的版心分别为33厘米宽21厘米长和28厘米宽24厘米长，两个图版各占1页；其他11个图版都各占1页以上，每页的版心约为11厘米宽16厘米长；全部13个图版共27页。《西方世界名著》第45卷中将每个图版中的图作了密集重拼处理，在保持每个图版中各图图序不变的情况下，使13个图版只占17页，同时将每页版心安排得大小相同(约13厘米宽29厘米长)，并删去了图版Ⅴ、Ⅵ、Ⅶ、Ⅷ、Ⅸ和Ⅺ中标出的比例尺。汉译本中采用了后一版本中的图，只是相应地略有缩小。
本书法文版绪论(Discourspréliminαire)即英文版的序(Preface)，是作者的一篇较著名的作品，金吾伦教授首先将其译成汉文发表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4期第23—28页。译者不仅在翻译序文的过程中参考了金先生的这篇译文，而且还采纳了他通过法英文比较而琢磨出的对于本书主书名的译法。刘兵副教授从北京、李先锋博士从多伦多为译者复制了有关资料。天主教中南神哲学院陈定国先生在拉丁文的翻译方面提供了帮助。辛凌副教授和王丹华副教授在语言理解方面提供了帮助。周宝珠副研究员阅读了第一、二部分手稿，指出了其中的数处笔误。译者谨向他(她)们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