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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伴海子戴了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前面绣着一颗鲜艳的红五星,特别耀眼。他把腰板挺得笔直,向上端着肩膀,显得脖子都短了许多。小伙伴们觉得他很威风,就推举他当司令,拿着木刀木枪,冲冲杀杀地玩。
我心里不服他,不就是因为戴了一顶新八角帽吗,有什么了不起,明天我也买一顶,大家就该选我当司令了。有个小伙伴问过海子,帽子多少钱?海子说,花了一元钱呢。
我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仔细端详,这是一顶草绿色的仿制军帽,很旧了,经常被阳光照射的部位已经褪色了,呈现出枯草一样的黄色,帽圈阳光照得少,绿色深一些,但挂着层层叠叠的汗渍,好像谁画的连绵起伏的群山。尽管我已经用牙把帽顶的边檐咬出了一道棱,使它多少显得挺括一些,但无论怎样打理,它都是一顶不能给我带来帅气的破帽子了。
晚上回家我就要妈给我买一顶新帽子,就像海子那样的,一元钱。爹插话说海子戴的帽子一点都不好,就是一块灰布,捏了八个褶,顶多值七毛钱。妈说你头上戴的帽子不是挺好的吗?一点都没坏。我说又旧又脏,你看谁还戴这样的帽子。妈说我看你是短揍了吧。我就不敢吱声了。
妈当晚把帽子洗了,放在炕头烤干。第二天早上,我看了看这顶帽子,的确洗得很干净,群山的图案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我就是不戴,我把它扔到炕旮旯,光着头去上学了。
中午回来,妈正在锅台边贴玉米面饼子,我讨好地帮妈往灶里填了两根柴,然后又开始磨叽:妈,就给我买一个嘛,妈,就给我买一个嘛,才一元钱。妈有些生气了,用力把面团摔到锅里,大声骂我:你个要账鬼,你挣过几个一元钱!由于妈用力过大,面团没能在锅边上贴住,滑到了锅中间的白菜汤里,妈用铲刀把它捞起来,重新按在锅边上。
我深深地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吃饭的时候,我先把那个被菜汤泡过的饼子吃了,口感当然很不好。饭后,我破天荒地抢着帮妈拾掇桌子,洗碗。姐诧异地看着我,好像忽然发现我并不是她弟弟。
妈干完了活,坐在炕沿边歇着,我又去磨,这回妈没再骂我。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响了,爹和姐下地去割豆子了。妈从兜里掏出了五张票子给我,一张五角的,一张二角的,三张一角的。妈对我说,放学再去买。
下午最后一节是美术,老师让我们画一个茶缸子。我画画画得又好又快,不一会就画完了。我把画交上,跟老师请了假,让小三放学时替我把书包背回去,然后飞也似的奔向五里之外的平山分销店。到了那里,售货员正要关门,我说等等,我要买八角帽。店里的八角帽只剩了两顶,一顶的五角星翘起了一个角,一顶的帽里子跳了一段线,我当然选了帽里子跳线的那顶。
我戴上了八角帽,兴致勃勃地往回走。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在促使我耸起肩膀,挺起胸脯,高昂着头,我的双腿充满力量,我的双臂充满力量,以至于想水水沓沓地走路都办不到。我想唱歌,唱什么歌呢,就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前几天学的。我觉得我回到小伙伴们中间,他们一定会选我当司令,海子嘛,顶多能当个副司令,因为他没有我知道的红军故事多。
我忽然又把帽子摘了下来,我已经走出汗了,我知道汗水会把我的帽子变成什么样子,别以为脏了可以洗,那是不行的,因为帽檐里面是一块月牙形的厚纸壳,只要洗一次,纸壳就软塌塌的了,戴那样的帽子特别像电影里的叛徒。
晚上,我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以前我是习惯把帽子放在柜盖上的,猫就常常趴在上面睡觉,我也没有因此打过猫,因为我喜欢猫胜过喜欢那顶破帽子。现在则不然,如果有一天我忘了把帽子挂起来,猫再趴上去睡觉,我会毫不留情地打它,让它记住这是我的帽子,不是它的褥子。
我睡着了,甜美地睡着了。
朦朦胧胧中,我听到姐“呀——”地轻叫了一声,虽然声音压得很低,但在寂静的夜里还是显得那么响亮。我睁开眼睛,看见妈正拿一小团棉花蘸着烧酒往姐的手上抹。姐的手肿得很厚,不像我经常见到的那样枯瘦,姐的手掌上满是血道子血点子。姐仰着头,闭着眼,脸上的表情很是痛苦。
妈说:等几天再卖鸡蛋,就给你买一副手套。
姐咬了咬嘴唇说:不用了,再过两天,队里的豆子就割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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